刻骨的乡愁，浓浓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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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老还乡”，又称“告老还家”，“告”是请求，“老还乡”是年老回到家乡，“告老还乡”是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提前退休的一种制度。
　　我国古代也有退休制度，但仅仅限于是官吏，常见的称谓有“致仕”、“致事”、“致政”等。《春秋公羊传》上“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即交换权利于君王。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但“退休”一词始见于唐宋文籍，唐代散文家韩愈《复志赋序》中说到“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史.韩贽传》中有“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词句。
　　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官吏退休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条件，《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后来的汉、唐、宋、元等朝代基本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但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如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若身染疾病或者受伤者，虽未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俸；明朝亦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可见，在我国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
　　“告老还乡”就是“老病不堪厘务者”和“老疾不能任事者”主动请辞，提前申请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提前退休的情形。古代官吏提前退休比较简单，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明弘治四年(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大清宰相刘罗锅岁至垂年即上奏皇上，请求告老还乡，获得“恩准”后，便雇用小毛驴，直奔山东老家的情形深入人心。事实上，在我国古代主动要求“告老还乡”提前退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告老还乡”回避权力斗争。此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的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大夫范蠡。范蠡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后，范蠡殚精竭虑辅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经过二十余年卧薪尝胆之后，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兴邦复国。作为大功臣的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此时范蠡达到了为人臣者的最高境界。但此时的范蠡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告老辞官，携西施遁入“五湖”，可谓极具聪明之举。
　　二、无心于官场，“告老还乡”。此时官员已无心于官场，向往能够回到家乡，于是“告老还乡”。此种情形下的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起“告老还乡”提前退休的想法，如人们熟知的晋朝彭泽县令陶渊明就是向往田园生活，主动请辞“告老还乡”。
　　其实，根据《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晋朝大司马张翰，字季鹰，更是由于一日，秋风乍起，触景生情思念起家乡吴地(浙江)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了，突然领悟: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又何必要为了个官名而别乡数千里，还要备受羁绊呢?于是“告老还乡”。
　　三、客观条件，体弱多病，难当重任，申请“告老还乡”或“告病还乡”。“告老还乡”或“告病还乡”一般都会得到皇上的恩准。如在唐太宗时，官吏退休年龄是七十岁，对朝廷有大贡献者还可延缓退休年龄。但开国元勋李靖，因自感伤病碍身，遂在六十四岁时“告病还乡”，被恩准。但也有皇上不恩准的情况。如《论语章句》一书的整理者汉代着名经学家张禹，曾多次上书请求告病还乡，但无法得到皇上的恩准，相反“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
　　从某种角度讲，古代的“告老还乡”对于“从人才资源流出到人才资源流入”的良性循环，带动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官员退休若还乡，乡贤文化则兴矣

   告老还乡、荣归故里、叶落归根，是古代为官者人生的基本归宿。不管做多大的官，上至一品宰相下至七品县令，到了退休的年龄，大概都要选择回家乡养老的。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发展能够持续地保持一种均衡，乡贤文化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我们从古书中、影视剧里看到的员外之类的人物，大概就是指的这一类乡绅，他们退休后仍享受着国家的俸禄，修建有自己的府第，无论是用工还是办学，乡亲们都能沾上光，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学有识、知书达理、文化修养好、社会经验丰富，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教育上，都可以引领一方。如果到了安徽的西递、宏村，或是陕西韩城的党家村等古村落，你就知道这种乡贤文化份量有多重。

话说今天的乡村，年轻一点的、身体强壮一些的基本都外出打工或做老板了，打拼的目标地首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由此，北京等大城市患上了“大城市病”，突出表现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畸高、孩子上学入托困难，等等。说来说去都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其实作为皇城的北京，人满为患自古有之，清朝在此建都后，八旗子弟们全都扎堆在京城，繁衍生息，导致人口膨胀，城市各种生活保障难于为继，皇帝老儿无奈，只好下旨疏解人口，将这些八旗子弟分批外迁。在黑龙江五常市，就有260多年前迁徙至此的八旗子弟们建起的村镇，称为“京旗24屯”。这些八旗子弟，一边守护着清朝的北大门，一边务农自立，过起亦兵亦农的“兵团”生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八旗子弟早已成为地道的农民，但他们仍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续写着“京旗文化”的历史。

今天的北京，人口增长如此迅猛，远超过了这座城市的承载能力，与官员退休全部留在京城不无关系。你想呀，北京有多少部门、机构啊！数十年间调进来、提上来的一茬茬官员又有多少？随其落户京城的家眷更是多得不得了，即使有些京官调到外地任职，其家眷也几乎全部留京。更有甚者，很多在外地驻军中任职的军队领导干部，到了快退休年龄时，竟享受组织“特殊照顾”，调到了驻京部队任职，每年随之呼啦啦调进来的家眷都不是个小数目，而且这些人都得住大房子、开好车、上好的学校、从事好的职业。如此这般，久而久之，北京自然无力承受，不得“大城市病”才怪呢？由此，我一直在想，不管在中央工作也好，还是在驻京军队任职也罢，如果退休后都一律返回原籍生活定居，在京为官时家眷也不得随迁入京，那么北京的人口还会这么膨胀下去吗？“大城市病”还会这会厉害吗？想必不会的。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官员退休还乡，对弘扬乡贤文化、建设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的好处。看看今天的乡村是个样子，每次回到曾经生活的农村，我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酸楚，房子倒是越盖越好，但里里外外透着一种凋敝和荒凉，村里的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留在村子的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健健康康的年轻人成了稀罕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天伦之乐、家庭温暖、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文化的传播渗透性，统统打个折扣。农村的人口生态在日益恶化，曾经的乡愁飘向何方？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讲过，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包含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乡贤文化则根植于其中，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做官、或做学问，或经商，可以说他们的学识、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和社会经验都没得说，如果他们能退休后或年老时回家乡，参与新农村建设，那么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对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可以说，乡贤是乡村社会的黏合剂，乡贤文化的复兴对于乡村的稳定和发展不可或缺。乡贤们可以把现代的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让村民的行为有规范，价值有引领。乡贤们具有纽带和桥梁作用，并不断赋予其时代价值。

因此，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的看法，全社会都应呼吁乡贤文化的回归，通过国家的制度和法令，让那些退休官员、文人、商人等回乡安度晚年，使这些贤达之士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并引领年轻人在家乡创业，以此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搭建起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董聚山）
                                    中国现代官员退休后为何不能告老还乡！

                                                   李勋明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后都要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做些善事来反哺家乡。如修桥、补路、办学、修祠等，从而备受家族和乡邻尊重，成为当地德高望重的名绅乡贤，而现在的官员退休后，一般都继续留在城市，不回到家乡去。其主要原因：

   一是古今家族观念差异。古人讲孝道，父母在不远游，往往族群而居。家族既是一个人毕生的依托，也是其最后的归宿。在外界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光宗耀祖。今人则家族观念淡薄，哪里适合自己生存，就往哪里去，千山万水，异国他乡，在所不辞。

二是古今乡土观念差异。古人重乡土，希望叶落归根。“生争一口气，死争一杯土，”特别是富贵之人成名后，把衣锦还乡视为一生荣耀。而且死后或入宗祠，或载入地方史志，受到世代祭拜。现在宗祠没有了，祖坟没有了，自己死后不知灰撒向何方，也就失去了宗族凝聚力。古代官员退休后回到家乡，大多能受到乡里老幼的欢迎。而今天的官员没几个回乡能受到乡邻欢迎了！

   三是古今城乡地位的差异。古代的城乡生活条件没多大差异，城市不像今天繁华，特别是现在的乡村医疗、教育条件比城里差异太大。生病就医也很不便利，孩子上学更是没有城里方便。

   四是古今官员的文化修养差异。古代官员大多科举出身，或喜诗文，或情钟山水。退休之后隐于乡里着书立说，尽享风雅人生。当今官员虽然大多也受过高等教育，但实际文化水平却无法跟古代官员相提并论，所学的那点知识，既不能着书立说，也不能嘲风弄月。若回到乡间居住，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跟行尸走肉没有多大差别。

   五是古今土地制度的差异。古代土地归私人所有，无论当官还是经商，只要有一点财力，通常都会在家乡购置土地，退休后回乡通过出租或留转他人耕种，可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当今土地归国家所有，城里人回到乡里，不但没有衣食来源，甚至连立锥之地都已经失去。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即使回去，也是个闲人。这一点，官员和普通百姓当今都一样，一旦来城市，永为异乡人！由于家乡无祖坟可上，无宗祠可祭，无亲戚可访，无田地可种，无房屋可居，当然乡土之情也会随之淡泊，子孙们也更不会再回去了，也没条件回去了！

[color=ound-color:rgb(248,]    其实，中国目前很多城里人也想到乡下定居，由于条件不允许，只好选择到异地或国外去购房定居，这是中国乡村的悲哀！

[color=ound-color:rgb(248,]    当前，在促进城乡一体化中，赶农民进城，逼农民上楼，运动式整村拆迁，不仅使出去的人回不来，也使的很多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状态。因此，乡村的逐步空心化或消失。传统民居和[color=ound-color:rgb(248,]民俗[color=ound-color:rgb(248,]文化也将随之消失殆尽。一个民族丢失了自己文化的根，这个民族一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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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画地画啊？好浓地家乡味，如今农村在逐步消失，我们都快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在古代，为官者都有一种难以割舍情节——“告老还乡”，正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因而一旦有人厌倦了官场或失意于官场，也会以“老”为托词，“还禄位于君”而“告”（请求）老还乡。
西晋时期，张翰是齐王的大司马“东槽掾”，主管“二千石官员”的任免，职位相当于当今的组织部长，而俸禄“二千石官员”则是相当于当今地市级的官员；出人意料的“东槽掾”，竟因“秋风起兮佳景时”，念及“吴江水兮鲈鱼肥”而辞官不做，这在中国“官本位”历史上恐怕绝对是凤毛麟角的。由此，他的“莼鲈之思”不但成为历代“淡泊宦途”之美谈，且也成了中国的一个着名的文化符号。
“人生贵适忘，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这是张翰之名言；而许是长期受这种乡愁文化的熏陶，自唐宋及元明清乃至民国，“老还乡”竟成了许多读书求达的官员告别仕途后的一种情感寄托和养老选择，因为“耕读谢绝人事，赋诗聊以自娱”，如此怡然自得的“归去来兮”，能不让体味过官场险恶者心驰神往？而这，也就比张翰一时冲动所作出的率性抉择，更蕴含了一种深沉的内涵。
于是，便有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官员如此坚守着“老还乡”的理念，他们对故土的真挚牵挂，甚至可说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么当今官员能否“告老还乡”呢？
   故乡，是渗透着我们脐带血的地方，是埋葬着我们祖先骸骨的地方。为什么当今官员很少有人“告老还乡”呢？在我看来，一是现代的管理体制不同于旧制，没有“告老还乡”的政策；二是受传统“鲤鱼跳农门”的影响，割裂了传统的乡土观念，使得乡村文化出现了断层；三是农村与城市区别悬殊大，这也使得大多数人打消了“老还乡”的念头。四是整个社会甚嚣尘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信仰缺失，观念异位，乡情淡薄；试问，当物质成了人的唯一需求，那又有谁愿意叶落归根、重梦故里呢？
   更重要的一点：古代那些退隐故里的官员，可说是中国“耕读文化”的奠基人。他们是一群有别于“土豪”的“乡绅”，由于他们的代代相承，所以，不但使得渊源流长的乡村文化一直保持着勃勃生机，毫不比都市逊色；而且也使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千百年来乡间社会稳定和谐的自我管理机制的维系者。而现在，旧式的“乡绅”既已绝迹，那当下的官员，倘能继承中华的传统文明，“告老还乡”去填补这个空缺，那也不失为一种“造福于桑梓，告慰于先人”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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